夏书章《行政管理学》学习指南

《行政管理学》是政府与公共管理教材系列之一，由中山大学夏书章教授、王乐夫教授和陈瑞莲教授组织编写而成，夏书章教授任主编。该教材是国家精品课程——行政管理学的教材，目前该教材已被众多校选为考研指定教材。

本书是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教材、考硕考博的指定教材；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等专业使用教材；也适合广大公务员及各类型领导管理者阅读。

1．基本信息

 夏书章（1919年—— ），江苏高邮人。中国MPA之父、行政学家，2006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

早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和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今肯尼迪政治学院）回国后，在江苏学院任教一年，1947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至今。  

2．个人履历  

历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系副主任、研究所长、校副教务长、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 

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第1—3届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政治管理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第1—2届理事长（第三届顾问）、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顾问等。获（世界）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杰出贡献”奖牌，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百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中山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广东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政治学系名誉主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名誉院长，汕头大学、江汉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2013年10月当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 

3．个人成就  

中国MPA之父

中国第一个取得哈佛大学MPA学位的学子

中国第一个提出引进MPA学位制的学者

中国MPA学术委员会唯一顾问

获（世界）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杰出贡献”奖牌

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2006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第1—3届副会长

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第1—2届理事长（第三届顾问）

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顾问

2013年10月当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 

4．学术成果

 至今，夏教授出版的主要著、编作30余种，发表论文约300篇。代表性著作有《行政学新论》、《市政学引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和《〈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等。

 著作

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和教科书近三十种，发表三百余篇学术论文。1995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奖项十多次，其主编的《行政管理学》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

管理•伦理•法理（法律出版社，1984）

管理•心理•医理（法律出版社，1987）

人事管理（人民出版社，1985）

高等教育管理学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行政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大出版社，1996）

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

行政奇才周恩来（与汪淑钧合作，中大出版社，2002）  

专著教材

《小政府大社会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

《行政管理学（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03

《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01

《行政奇才——周恩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02

《行政管理学（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08

《知识管理导论》，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3.09

《“金石”家话》，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09[2]

《学林寄语：序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0 

主编

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998）等 

论文  

二类刊物

“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09

“依法行政必须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中国行政管理》（北京），1998.04

“依法治国是“政治与法律”研究的重要结合点”，《政治与法律》（上海），1999.03

“从五四运动80年和建国50年看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广东），1999.06

“中国行政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中国行政管理》（北京），1999.09

“《老兵新愿》，《依法行政》，《科教兴国》等12篇”，《中国行政管理》，2001.01

“从加入WTO看引进MPA”，《中国行政管理》，2002.01

“一部开创性的行政史——《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评介”，《中国行政管理》，2002.03

“公共管理与知识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2.09

“加强政治科学研究此其时矣”，《政治与法律》，2003.05

“学科理论与实践漫谈（12则）”，《中国行政管理》，2004.01

“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百年回顾”，《中山大学学报》，2004.02

“必须着力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喜见学会刊物越办越好”，《中国行政管理》，2005.05

“虚实并举点面结合——寄语《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5.09

“专业短评共12篇”，《中国行政管理》，2005.12 

三类刊物

“公共管理的旧貌新颜和发展趋势——公共管理面面观”，《公共管理学报》，2004.01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1997.01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01

“满怀豪情、信心迎、庆香港回归”，《当代港澳》（广州），1997.01

“由衷期望切实发挥重庆直辖市真正优势”，《理论阵地》（重庆），1997.02

“重点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三支队伍建设”，《高教探索》（广东），1997.04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课题”，《唯实》（江苏南京），1997.06

“设置公共行政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北京），1998.04

“关于世纪之交行政科学的发展问题”，《行政人事管理》（郑州），1998.08

“教育家刘佛年二三事”，《师表》，2004.07 

5．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率先呼吁重建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产生之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1896年梁启超就在《论译书》中倡导“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通过翻译、引进了国外学者的行政学著作，中国学者开始了自己行政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学著作陆续问世，张金鉴在1935年撰写出版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本行政学著作。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课程，成立了行政学的全国性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被迫中止了。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夏书章教授率先响应，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第一声呼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一声呼吁，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恢复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拉开了中国行政管理学重建并复兴的序幕。

随后，夏书章教授趁热打铁，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频频撰文。他指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1984年8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夏书章教授建言：“不能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政治学和行政学，我们就取消。难道我们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他反复申述：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应当有中国特色，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国情，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夏书章教授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讲学授课，做学术报告，开学术会议，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

1988年，鉴于学科发展势头比较顺利，夏书章教授抓住时机，继续撰文呼吁：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在全国大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学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 

重构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教学内容和学科体系。夏书章教授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所讲“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书，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

《行政管理学》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批判地汲取、借鉴当代各国行政学和行政管理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保持密切的关系，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行政管理，是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高度统一的新型国家行政管理。该书确定和阐述了我国行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求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本着“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的宗旨，夏书章教授邀集所在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老、中、青三代教师，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于1991年6月主编出版《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版）新教材，使之体例更完整、观念更新颖、内容更充实。此后，该教材不断再版更新，到2008年已经推出了四个版本。  

培育师资人才，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队伍

中国行政学科重建之初，由于学科停办了30年，面对的是学科断层、人才断代、师资奇缺的现状。为此，夏书章教授不仅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呼吁：“必须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使用，尽快做出成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开课授徒。

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起“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教授亲临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由此，这期短训班被同行亲切地比作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的“黄埔一期”。

夏书章教授非常关注党政干部的培训，他连续在中组部、人事部举办的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全国市长研究班讲“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在国家教委行政管理学师培班、干训班讲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政治学与政治学会”；参加各种座谈会……夏书章教授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高教管理等培植了理论根基和成批的教学研究及行政管理骨干。此外，夏书章教授在国家行政学院筹建期间即曾为培训班讲课，并在1988年发表专文认为“筹办国家行政学院的时机已经成熟”。

短期培训可以解决急需，但长远之计还在建立专业基地，夏书章教授为此不遗余力。1980年，他在北京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期内，就会同到会的10位老先生一起，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在高校设置政治学系，系统地培养政治学、行政学人才。强调建议要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在普通高校内设置行政学系、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出版刊物等。

在他们的呼吁奔走下，政治学专业和政治学系开始复建。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开始在已有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1990年后，一些学校的政治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系。

中山大学也是在夏书章教授倡导下于1987年恢复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后发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1994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年6月中山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三个博士点之一。

夏书章教授对帮助国内其他高校的行政管理学科的建设也十分热心，只要兄弟院校需要，他总是伸出援手、热心扶持。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的名誉院长；担任武汉大学政治学系名誉主任；兼任汕头大学、江汉大学名誉教授；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在各地所作的学术演讲，反响强烈。他以其独到的见解、生动的论述，充实着中国行政管理的理论领域，启迪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参与组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夏书章教授十分重视发挥学会或专业委员会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召开的行政管理学研讨会上，夏书章教授高声呼吁成立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学会。会后，他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副组长，为学会的成立积极奔走规划。

在夏书章教授作为主要成员的积极参与筹备下，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共换届四次，夏书章教授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参与领导学会各项事业，关注学会的发展。他十分热心地参与学会的工作，尽管年事已高，但每次开会，他都尽可能地参加，每次参加都会认真发言。万一实在不能到会，他总会认真地准备一个书面发言，郑重地拜托会议代为宣读，几乎每一个与会者都能从中体会到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学会、对事业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深的关注之情。

夏书章教授一贯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包括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及各方有识之士），强调学会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也十分重视学会服务于改革的宗旨，强调学会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他主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他认定：“学会的宗旨，在于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积极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工作作出贡献，也就是为改革服务”。在包括他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一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研究行政管理科学，发挥参谋咨询作用，致力于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

在担任学会副会长的同时，夏书章还长期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所办学术杂志《中国行政管理》的顾问，为杂志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出力，在办刊宗旨、风格定位等方面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他谆谆嘱咐办刊人员：杂志要做到“虚实并举、点面结合”，“虚实并举”就是要顾及学术性、理论与和实践性、应用性的统一，“点面结合”就是要注意到中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冷点、重点、视点、盲点、优点、缺点”。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学会宗旨。他还长期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行政学教学研究分会的副理事长，在培养行政管理学专门人才方面也发挥整体优势和作用。

夏书章教授在我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过程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而今，年愈九旬的他，仍在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6．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  

MPA的精神就是时代精神

夏老很忙，都与MPA有关。国内首批开办MPA的高校纷纷向他发出邀请，或任客座教授，或是荣誉院长，或参加研讨会……

在MPA登陆中国的第一个夏天，被誉为“中国MPA之父”的夏书章教授甚至是一种学术象征。那是因为，他与MPA有着众多的缘：

中国第一个取得哈佛大学MPA学位的学子；

中国第一个提出引进MPA学位制的学者；

中国MPA学术委员会唯一顾问；

日前，记者在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古色古香的办公楼里，聆听了夏老对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半个多世纪的回顾和展望。 

公共管理是医国之术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当夏书章在南京中央大学修读行政管理时，这门学科并非显学，当时的青年学子大多投奔数理化。而夏书章却深受古训“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影响，加上国家内忧外患，决心学习医国之术。

夏老回顾说：“当时是一腔热血。觉得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有很大关系，很向往英国的公务员中心制度。”可是从哈佛大学Littauer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肯尼迪政治学院前身）毕业之后，夏书章发现，在西方学到东西与中国实际相差太远，他放弃从政，拿起了教鞭，一教就是50多年。夏书章一直执着于行政学研究，因为他觉得政府行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太大了。正是出于这种理念，1980年他给中央写信呼吁恢复停办了近30年的政治学学科，1996年他在《学位与研究生》杂志上提出引进MPA学位制度。

其实在MPA之前，行政管理这一学科早已登陆中国。由于早年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政府行为，所以翻译者将其译为“行政管理”。无论过去的“行政管理”还是如今的“公共管理”，在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public administration，从来没变，而国 人的理解却由此更深了一层。

说到公共管理、公务员制度，夏老告诉记者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实：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的文官制度。只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后来走向政治化，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却向实务迈进，逐渐扩展成公共管理学科。如今，这一“出口转内销”的学科却正是中国行政干部和公共管理者迫切需要的东西。 

比MBA晚十年符合规律

虽然夏老多年的愿望今天才实现，但他却说这是“恰逢其时”。

“几年前当MBA在中国日益火爆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该引进MPA了。MPA比MBA晚10年登陆，正符合规律。”夏老对记者解释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学位制度的问题，“前20年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企业管理问题首当其冲。只有当经济改革达到一定深度，触及政治改革的时候，公共管理的问题才日益突出并受到重视。现在正是时候。”

夏老举了一个例子：有调查显示，在欧美注册一个公司通常需要两三个小时，在香港需要两三天，在深圳需要两三个星期，在内地需要两三个月，在一些边远的地方甚至两三年还办不好，图章没盖完。中国加入WTO在即，公务员的素质、政府的管理水平、办事效率都将成为影响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因素。这个时候引进MPA教育，虽然不能对政府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但可以潜移默化地推动政府管理水平的科学化，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发挥出最大效益。此外，随着中国非政府机构、非盈利机构等公共机构的不断发展，如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它们的公共管理水平也需要不断提高，这些都是发展MPA教育的基础和社会需求。夏老说，正是因为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他当初的提议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MPA教育试点才能在高校迅速铺开。 

起步阶段允许一些浪费

相比国外已发展了80多年的MPA教育，我们的起步有着相当的差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落后，”夏老对记者说，“MPA的精神就是紧跟时代需求。我们的MPA教育只要紧密联系实际，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子。”

夏老认为中国的MPA教育面临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师资、教材和案例。

因为MPA要培养实用型、复合型、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所以教师的视野和教学思想要有意识地转移，要跟上MPA教学的需要。同时，由于MPA教学紧密联系实际，不可能照搬国外教材，编写教材的任务也迫在眉睫。现在，开办试点的高校几乎都在编写或编译自己的教材，有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源浪费。对此，夏老的看法不太一样：“在MPA教学的起步阶段，这种浪费不可避免，甚至是允许的。只要编写从实际出发，各种教材之间可以充分地交流借鉴，也是一种财富。”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编写案例。在MPA教学中，案例教学（Case Study）十分重要，可以让学生间接充实实践经验。

与公共管理学科同行了半个多世纪，夏老这样理解合格的MPA人才：既要有科学要求，也要有人文追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落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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